落后国家的近代化之路:巩固和加强中央政府权力(2)

文章来源:凤凰网新闻
关 键 词:谘议局 近代中国 宪政改革 组织中心 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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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清廷与督抚在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的尖锐矛盾严重削弱了清廷的统治基础,那么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则使绅商的权力得到了培养和组织的机会,继督抚权力膨胀之后,绅商的权力再次膨胀,清廷控制局势的能力更加削弱。谘议局成立后,濮兰德在给莫理循的电稿中,发表了他对谘议局成立后时局的看法。他说:“各省谘议局所起的作用以及各省极想抱成一团的想法,迟早要意味着满洲王朝的终结。”(注: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649页。)谘议局的成立,使各省绅商的力量有了一个组织中心。谘议局成立后,张謇策动联合奉、吉,黑、直、鲁、浙、闽、粤、桂、皖、赣、湘、鄂等十四省谘议局,推派代表入京,请愿速开国会,并上书清廷《请速召开国会建议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提出“故救急之法,惟有请明降谕旨,定以宣统三年召集国会。”(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3卷,第155页。)立宪派不再满足九年预备期限,要求速开国会。立宪派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后,密议决定“同人各还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密革命。”(注:《张季直传记资料》(四),第143页。)由和平请愿转而采取激烈手段推翻清廷。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以谘议局为中心宣布独立,脱离清廷,使清廷成为孤家寡人。谘议局的成立,“迟早要意味着满洲王朝的终结。”濮兰德的预见是正确的。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中央政府,再也无法经受起狂风巨浪的冲击了。如果说至此局势完全恶化,那么谘议局的成立则是一大诱因。

同时,宪政改革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条件,也使各种矛盾加剧,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定。

清末,随着经济改革的展开,经济虽然获得了迅猛发展,但工业基础仍极其薄弱。“截止1911年,中国大约有600个中国人自己办的使用机器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已经铺设的铁路约5600英里长。中国人在这些商业冒险事业中的投资总额大概达到了160,000,000元。这个数目相当大,但只合农业投资的6.7%”。(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第464页。)农业经济仍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农业经济无法承担宪政改革增加的重税,财政支出与收入之间难以平衡使“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官在论及财政问题时不用‘支绌’二字的。”(注: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第346页。)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的巨大压力。当时筹办宪政的一些大臣多次在奏折中指出财政的掣肘。1910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在奏折中指出:“良以规率稠叠,观听纷歧,或数年数十年所应办之事,发之一时。上之督责愈严,下之补苴愈甚。而帑藏尤艰窘万端。”(注:《宣统政记》,第25卷,第37页。)财政的艰窘促使清廷加捐加税,这又非传统农业经济所能负荷。“农民和城市贫民从新政、立宪吃到的苦头比获得的好处要多得多。”因此,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加剧。鉴于农民连绵不断的反抗,一些官员奏请缓办地方自治。1910年山西巡抚冯汝kuí@③在奏折中指出:“朝廷为恤民而办地方自治,为地方自治而筹款,其意非不善也。今情见势绌,不惟无以恤民,而反以累民。”(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323页。)

对于清末农民反抗的加剧,当时有人对此作了分析,认为反抗的原因有二:“民愚居其半,民穷亦居其半。”(注:《记载第三》,《东方杂志》第7卷,第3期。)由于教育的不发达,文盲众多,农民对宪政改革缺乏了解和热情,1909年的谘议局选举,选民平均只有0.4%(注:《近代中国区域史研讨会论文集》,第864页。)。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也使他们难以承担不断增加的重税。“民愚”和“民穷”从两个方面说明了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政治改革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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